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、院士邓秀新记者曹茸

　　让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柑橘

　　记者：中国是柑橘的原产地之一，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，2000多年前屈原就写下了《橘颂》的名篇，我国柑橘产业的历史和发展情况是怎样的？

　　邓秀新：柑橘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很悠久，今天世界上栽培的柑橘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传出去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柑橘产业发展速度很快。从改革开放初期年产量40万吨左右，到今天4000多万吨，19个省（区、市）经济栽培的柑橘，是农产品里面增长速度最快的作物，可以说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柑橘。我国的柑橘主要分布在北纬33度以南，绝大部分沿着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种植。目前，全国产量最高的是广西，去年有1000多万吨，其次是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四川、福建等省。

　　记者：全球柑橘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如何？我国又处于一个怎样的位势？

　　邓秀新：根据FAO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）的统计，全球柑橘产量大概1.5亿吨左右，其中，我国4000多万吨，巴西1800多万吨，美国受黄龙病的影响，这两年产量大幅度下降，此外，整个欧盟加起来的产量大概1000多万吨，南半球的南非、澳大利亚也生产柑橘，南非生产的柑橘70％左右用于出口。全世界柑橘的贸易量有1000多万吨，我国出口量大概100万吨左右，再加上30多万吨的橘瓣罐头，折算成鲜柑橘，出口的总柑橘量是150万吨左右，占到全球出口总量1/10左右。与巴西等生产大国不同，我国是以鲜销柑橘为主的国家，90％以上的柑橘是鲜销或者鲜食的，此外，以能够剥皮的宽皮柑橘为主要品种，占总产量2/3以上。

　　记者：您曾经讲过柑橘保卫战的故事，我国柑橘产业是怎样逆袭的？

　　邓秀新：目前，我国的柑橘产量和面积排在世界第一。但是，1978年我国的柑橘产量只有40万吨，当时日本是480万吨，产量是我们的十几倍。改革开放以后，特别是最近的十几年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以来，柑橘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当初加入WTO的时候，有两个农产品我们比较担心会受到冲击，一个是大豆，另一个是柑橘。当时说美国的柑橘在大连上市了，加州虎视眈眈想把它的新奇士脐橙卖到中国来。而我国当时的柑橘产业面临很多问题：产量总量比较小；没有形成商品化的生产基地；供应上还有短板，时间集中在9到12月份；类型上脐橙等品种也很少，四五月份基本上没有橘子上市。如果加入WTO，我们这个产业面临着被完全击垮的可能。

　　在这个背景下，为了抵抗冲击，我们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组建品种研发和栽培团队。原农业部主动联系有关专家组建“948项目”团队，目的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的柑橘产业。当时由我和中国农科院柑桔所沈兆敏先生主持这个项目，将政府的宏观布局、科技力量以及市场推广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，覆盖到9个主产省（区、市），今天很多新品种都源于这个项目。第二，促成柑橘基地建设。我们分析我国柑橘种植的短板及进口柑橘的类型和需求时间，通过宏观布局，规划了几条柑橘带来增加品种和供应时间。一是长江上中游柑橘带，主要解决甜橙问题；二是沿着南岭山脉的赣南、湘南、桂北建立以脐橙为主的柑橘带，解决我国市场缺少脐橙的问题；三是浙江到福建沿海的传统柑橘带。在国际竞争过程中，科技支撑和政府规划结合得比较紧，这条补短板、强优势的路是走对了，形成了今天柑橘类型多、供应时间长的局面。通过布局和品种的配合，让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柑橘，市场稳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上。

　　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产业

　　记者：“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柑橘”的愿望实现了，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。您本人也获得过很多荣誉和奖励，包括率先在世界上破译了甜橙的基因组密码，这些科研成果对我国的柑橘产业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邓秀新：中国柑橘的研究起步比较晚，进入到今天现代柑橘的研究，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。随着国家财政支持的加大，提升的速度较快。到今天为止，国际上一共发表了10个物种的柑橘测序基因组，其中有7个是我们完成的，包括第一个和可能最好的一个，这显示了我们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有些领域已经走在全球前列。很多柑橘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发表，已经在田间应用了。比如对于棕橙的研究，论文还在改，秭归县已经开始在生产了，这是因为选题来自生产和实践。再比如，柑橘颜色的问题，赣南的脐橙早熟的颜色不红，通过研究颜色的机理，我们搞清楚了颜色的基因调控，可以通过调控脐橙的基因表达来实现让它放4天以后变通红。可以说，基础研究支撑了产业发展，这些成果绝大部分都汇集到产业中去了。今天我们不只研究品种改良问题，整个产业链的问题都在研究，比如砧木的选择、柑橘的无籽化、保鲜等问题，客观地讲，通过全国科研工作者努力，柑橘在质量上确实有了大的提高，类型多、味道好。

　　记者：您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去果园、到山区，在跟农民打交道，特别是帮助贫困山区农民的过程中，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？

　　邓秀新：全国的柑橘园，只要是经济产量比较大的，我都跑过，有些地方我们一年去好几次。因为研究内容的需要我们经常去山区，也不完全是为了扶贫而扶贫。同时因为出生于农村的原因，我和农民沟通起来比较容易，能够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传授技术。这么多年去田间搞科研，我有几点体会。第一，要把一个产业从无做到有，从小做到大做到强，一定要坚持，农业不是吹一口气或者一蹴而就的产业。第二，给农民推广新品种的过程，不要太急，要让农民慢慢接受。第三，农业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和当地政府很好地沟通，需要地方政府来组织，仅有科技人员和先进技术是不够的。第四，要把我们的研究和当地实际紧密结合。柑橘种下去一二十年不动，要把地作为科研基地，不是简单地去看一看、培训就行了，而是进行嵌入式的合作。

　　记者：柑橘的产区大多都分布在山区，有一些还在贫困山区，对扶贫作用很大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？

　　邓秀新：经济作物包括柑橘在内扶贫作用确实很大。在品种上超前一步；建立良繁中心和品种示范园；市场上卖一批品种，准备一批接替品种，研究一批后备品种，形成三梯队。可以说，一个地方依靠产业脱贫，不可能只靠一个品种或一个产品，要不断地创新和跟进，这其中，柑橘的脱贫效果非常大。通过测算，虽然柑橘产业的整体效益相对在下降，但是相对种大田作物还是比较挣钱的。今天在中部、西部的一些地区，脱贫主要依赖的还是园艺作物，其中果树占比非常大。果树种到山上既有经济效益，还有生态效益，可以防止水土流失，另外它的效益相对比较持久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柑橘效益最好的县，比如湖北秭归和福建平和等，一个县就靠种橘子变得很富裕。再大一点，整个赣南地区100多万亩柑橘，让几十万农民脱贫致富。

　　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最重要

　　记者：您是柑橘院士，也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，对于我国农业科研机制，包括科研与推广之间的关系，有怎样的理解和思考？

　　邓秀新：对于农业科研来说，更多应该来自现实问题的驱动，或者产业问题的驱动，这才是我们的追求。这就要求科研人员对农业产业很熟悉，因此我提出45岁以前要多在实验室做些基础研究工作，45岁以后多到产业中去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做农业科研需要有个积累过程，要等理论厚重了，看问题比较深了，再去田间。另外，年轻人永远要站在新科技的前沿，把最新的东西转化成研究手段，把科技往前推。最重要的是，研究的东西要到田间去试，不是放在那发表论文就不管了，理论联系实际要紧一点。对于学生而言，要培养他们的实践感，研究才能够更加贴近大地、贴近产业。

　　记者：2018年您在卸任华中农业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上，说过一句话“顺境出产量，逆境促品质”，您觉得树木与育人有什么相通之处？

　　邓秀新：在研究柑橘的品质或者水果的品质时我们发现，水果要想品质好一点，后期都需要逆境刺激，一定是果实成熟这一两个月气候干旱，特别是柑橘。牡丹江有一种响水稻特别好吃，那是农民在火山岩上挫出来的一块地，土很浅，昼夜温差特别大，对作物来说就是个逆境。我后来做柑橘的色泽研究发现，逆境刺激颜色形成。不打霜叶子不会红，柑橘也不会红。后来我们做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才发现，逆境的信号刺激是花青素、胡萝卜素等物质合成的必要条件。因此我就得出初步的想法，逆境促品质。今天很多栽培措施为了高产，给作物一个顺境，缺水的时候给水，缺肥的时候给肥，阳光不足的时候把阳光透过来，都是为了促产量。实际上不仅仅是水果，延伸到生物和所有的生命都有这样共同的规律。80后独生子女成长中的顺境很多，逆境不多，我经常对学生讲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是快出彩了。

　　记者：您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？

　　邓秀新：作为老师来说，第一，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和生活，培养学生的心智，把学生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，比如在我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都有责任，有负责防火的，有负责采购的，有负责仪器的，一年转动一次，培养他们的责任心、科学精神和吃苦精神；第二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；第三，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。近几年，在课题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，我们把很多钱花到学生培养上，送他们到海外去学习交流，看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别人的思维和方法，回来以后写作能力、交流能力和科研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。